毕淑敏:生死之外,人生都是小事

毕淑敏:生死之外,人生都是小事

我很愿意投身到和来访者一道走过对他来说特别艰难的心理路程。要知道,陪伴是有力量的,这个力量有时会很大。当一个人不再觉得孤独和恐惧时,自己便会找到方向和出口。

文 |  张 英

整个春节,毕淑敏都是在北京南城的家里度过的。
这个春节,她一直在写长篇小说,所以连央视的春晚都没看完,就早早睡了。一是保持好的身体状态,好积攒精力用在创作上,二是让自己有好的睡眠,保持对身体对病毒的免疫力和抵抗力。
我在采访毕淑敏的几个小时里,她家里的门铃不断响起,不同的快递员送来了蔬菜瓜果,和她在网上购买的各种日用生活品。平时的日常生活外出,都尽量减免,以节省出时间,花在读书写作上。
毕淑敏:生死之外,人生都是小事
毕淑敏
70多岁了,毕淑敏觉得,时间对自己最宝贵。疫情时期,她没出过门。大部分时间,她都憋在家里,写她的长篇小说,偶尔以医生和作家身份,接受少量的媒体采访。
2003年,北京“非典”出现,在那场席卷全国的疫情中,有医学和写作双重背景的毕淑敏,被中国作协点名邀请,和何建明、王宏甲等作家组成采访团,深入北京佑安医院、小汤山医院等抗击“非典”前线;采访了许多医生护士、病人和家属,甚至火葬场的工人;走访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等专业医学科研机构,还到北京市委、国家气象局、外交部采访。
最后,毕淑敏花了八年时间,写成了长篇小说《花冠病毒》,2012年图书出版。这个长篇小说的内容是这样的:
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突发瘟疫,一种名为“花冠病毒”的新型病毒的爆发,让整个城市运转停滞,拥有心理学背景的女作家罗纬芝临危受命,成为抗毒一线的采访组成员。在抗疫小组内,罗纬芝深入了解了普通人面对恐慌和毁灭时的心理困境。无意中,罗身染瘟疫,命悬一线,却又不可思议地获救,成为唯一的幸存者。
事件发展不断失控,官方急救药物却迟迟研发不出,然后城市封锁、民众出逃、抢购成风……人类对病毒的挑战进行了英勇的反击与抗争,人该如何构建内在的心理能量,战胜强大的对手?
毕淑敏:生死之外,人生都是小事
毕淑敏的《花冠病毒》
2020年1月,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,随着春节的来临,人口多流动,感染迅速蔓延到全国。敏感的新闻记者们想起了毕淑敏的《花冠病毒》。这本书里出现的封城隔离疫情、市民超市抢购蔬菜水果和生活用品的描写,和今天的现实生活,出现了惊人的“重复”。
有记者觉得这是作家的伟大,称她是预言家。毕淑敏的回答是,小说中有她对2003年北京“非典”时期的生活场景观察,但小说故事里的大部分内容,则是出自想象和虚构。
“写《花冠病毒》,就是害怕瘟疫的再次袭来。上一次已经很明确地锁定了野生动物是病毒的宿主,SARS以后,北京不让买卖野生动物,市内取缔宰杀活禽,一直坚持到现在。广州应该也好了一些,起码果子狸不吃了吧。但是武汉和其它有些地方的人们,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呢?继续吃野生动物,重蹈覆辙,多么愚昧和危险!”
毕竟做过内科医生、心理医生,凭着职业出身的敏感,毕淑敏很关注疫情的发展。“以我当专业医生的经验判断,这种新型的传染病毒,现在还没有特效药能够彻底治愈,医药开发需要一个过程。我经历过非典,这种不明原因的传染病毒,不能寄希望于速战速决,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。”
毕淑敏很赞成各地政府封城闭村隔离的举措,对隔离病毒相互传染行之有效。
“这一次新冠病毒的传播性特别强,感染太快了。封城这个举措真是壮士断腕,很大决心,非常必要。不然更多的人会感染,出现更多的重症病人。在那些不具备优质医疗设备和诊治条件的地方,病死率会大幅升高。我非常赞同这个决定。”
和很多作家的经历不同,毕淑敏是一位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作家。她是内科医生,北京作协副主席,也是国家执业的注册心理咨询师。1969年,她16岁入伍,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,历任卫生员、军医等,挽救过无数人的生命。
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,毕淑敏开始文学写作,著有《毕淑敏文集》十二卷。她的文学写作,大气厚重,关注时代和现实社会,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《血玲珑》《拯救乳房》《女心理师》《鲜花手术》等作品产生强烈社会影响,作品具有浓重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。
作家王蒙这样评价毕淑敏的出现:“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,好医生,她是文学界的白衣天使。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,医生的身份与心术,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,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、别有特色的、新鲜与健康的因子。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。毕淑敏的正常、善意、祥和、冷静乃至循规蹈矩,难能可贵。她写了像《昆仑殇》这样严峻的、撼人心魄的事件,仍然保持着对于每一个当事人与责任者的善意与公平。她正视死亡与血污,下笔常常令人战栗,如《紫色人形》《预约死亡》,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,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、爱下去、工作下去。”
1998年,毕淑敏攻读了北师大心理学博士课程,成为国家注册的心理咨询师,经验丰富的她开始直接面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线病人,还继续通过一系列心理学病理案例非虚构写作,公开出版物和演讲,治病救人。
在开设诊所4年以后,她关闭了自己的诊所,放弃了优厚的经济收入,回到家里继续写小说,出版了一系列以心理医生为背景,与心理学知识治病救人的小说作品。
在我眼里,她是一位温暖有爱的作家、悲天悯人的医生,秉承了鲁迅的文学传统,行动中的理想主义者,以笔为旗,身体力行,用文学、医学,治病救人,在夜晚黑暗里,用爱与希望点亮了生命的灯。
对当下的疫情,她呼吁人们呆在家里,精神镇定,不要恐慌,坚持正常的生活。“我听到一线报道说,信心比药物更重要。我很赞同这种说法。防疫中不要放弃信念,心理不被摧毁,坚持健康的生活;一旦染病,更是不放弃、不灰心,调动最大的抵抗力与病魔抗争,争取康复。”
痛定思痛,她也观察到,和当年的“非典肺炎”一样,这一次的“新型冠状肺炎”,都与中国人吃野生动物有关。人类一定要牢记历史的教训,有些人若不思改变,只能靠强力的法制约束。我们必须制定法律,制止继续吃野生动物的行为,保证国家和社会的安全。

毕淑敏:生死之外,人生都是小事

 

为什么读心理学博士

 
张英:你为什么对心理学感兴趣?
毕淑敏:我想,首先是我对“人”有兴趣。很多人的职业选择,都与兴趣爱好有关,比如对大自然有兴趣,或者对历史、科学某一方面有兴趣,最后成了其职业。
真的,对活生生的人,我特别感兴趣。这可能跟我以前当医生的经历有关,我学了人体生理解剖,也在临床看过很多的死亡。这世界上,有很多人患病,也有很多健康的人。人在生理的结构上,其实是大同小异的。可是在这一个看起来相同的躯壳里面,却为什么有如此不一样的灵魂?他们的行动,为什么会那样千变万化?
很多人以为,我从医学到写作,是一个很大的跨度,然后再去研究心理学,也是一个很大的跨度。可是从我个人来讲,我的研究对象都是人。医生要研究人体,文学被称为“人学”,作家里头,可能有人写动物、有人写植物,可不管你写什么,你都是从人的感受出发,从人的角度去体验、观看这个世界的。
心理学是一门科学。简言之,就是你心里想的是什么,和你做的是什么,这样一门科学,很有意思。在这个过程里,我觉得很多作者把握世界、理解世界、认识世界,是靠他自己的眼光。那我希望在自己的眼光以外,还有一个更科学的眼光,把两者结合起来。
张英:你学习心理学的机缘是什么呢?
毕淑敏:我听过一些心理学的课,我觉得没有特别好的老师。后朋友告诉我,香港中文大学的林梦平教授,会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来带两年的硕士研究生,学问很好。我就特别想去学,便交了学费,完全是自费。
我跟家里人打了招呼,说我有可能上着上着就不上了,咱们学费就退不回来了,算白交了。后来我先生说,你实在愿意,不用考虑学费的事情,好好学。如果最后学得没意思,也可以不去。
我就这样去读了心理学硕士。我们班上,有已经是心理系博士毕业、又重新来学的,也有从学校本科直接升上来读硕士的年轻学生。我是最特别的,不为择业,不为著书,也不为在那个学科打一番天地,我只是很好奇,很想去学习。读下来,帮助还是很大的。
 
张英:47岁重新回校园当学生,感受如何?
毕淑敏:我去了以后,刚开始是有点狼狈的。因为是心理学的硕士学位班,人家都是心理学的本科生,都是学过心理学的。
我记得刚开始,前几堂课听得莫名其妙,老师讲到一个心理学特定词汇的时候,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只能当时记下来,晚上回来查呀。不过学到后来,就慢慢可以钻进去一点了。
后来隔了一段时间,林老师有一天跟我说,毕淑敏,你知不知道已经有同学嫉妒你。我说我那么差,年纪大,然后又没有心理学的本科基础,也没有什么实践的经验,我觉得我有理由成为您最坏的学生。他们为何嫉妒我?
原来,同学们说,毕淑敏比较神奇,怎么可以这么快入门?我们老师回答,毕淑敏以前做生理上的医生,后来又做文学家,这些都是以研究人为对象的,所以她来学心理学,起点不低,能融汇贯通,迅速把心理学的那些专业知识补上。
举个例子,比如老师会放一段真实的案例录音。一个女生妈妈过世了,她特别难过,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,然后心理医生对她有一些疏导,无效,女生情绪激烈,不能平静。老师问我们,从这个对话里听出了什么?有同学说,她悲伤,因为她的母亲去世了。还有同学从她的哭泣里,听到她最后没有见到母亲一面产生的那种极度的惋惜。还有同学说,她因为对母亲有很多感激的心情,永远不会有机会去倾诉,是那种强烈的哀伤加上自责。
后来我就鼓起勇气举手,说我在录音里,听到了仇恨。因为有一些母女,其实是冤家,她们之间有很多未解的心结,她妈妈去世后,她再也不可能去处理完她的心结,所以她哭,怨恨无以疏解。老师说我答对了,接着放这个录音,最后那个女生说,我觉得我跟我妈一直是有仇的。这个仇现在我再也不能报了,甚至连宽恕也不可能了,这个仇就没有解决,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心理医生,就要对症下药,解决这个女生的问题。
林梦平教授专攻心理咨询学。心理学有一点像医学,是个很大的框架,心理咨询学,就相当于心理学里面的临床医学,就是要不断和活生生的人发生联系,然后帮助他们恢复更好的心理状态。
举这个例子,我是想说,当我跨越心理学最初的知识点以后,加上我对人生的了解,加上我当医生的经历,就会做得稍微好一些。
 

心理医生遇到的问题

 
张英:心理学学完之后,你去开心理学门诊了。
毕淑敏:我开了门诊后才发现,中国的心理来访者实在太多了,来找我看门诊的来访者也太多了,我力不从心。
我本来想心理学对我自己的帮助比较大,我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因为每个人认识自己其实挺不容易的,常常是从别人的反应里面来认识自己。但把所有人对你的认知反应加在一起,也并不就是你自己。你还是要对自己有一个认识,可是这个认识你不借助科学力量,只靠自发的一种觉察,可能还是有所欠缺的。
那我学完心理学,就会知道,我为什么在我的文学作品里面,对生命那样关注?我为什么会对人有兴趣?我聚焦在什么地方?我为什么会去环球旅行?我要去看这个世界。我非常清楚,我的人生要的是什么。
但我不清楚是否对别人也有这样的帮助,就决定面向普通群众,开个心理学诊所,用心理学去帮助别人——这真的可以治病、诊断吗?用这样的药,可以让来访者康复吗?心理学理论上,应该是行的,我肯定要试一试。
 
张英:这个心理学诊所开了多久?效果如何?
毕淑敏二十年前,老百姓对于心理医生的接受程度还是比较低的,没有现在这么普及。
朋友们给我出主意,挂靠一个大学,或挂靠一个医院,或干脆做一个NGO,或者慈善机构什么的,这样有助于我借用资源。但我当时直接以个人的名义开诊所了,注册了毕淑敏心理咨询中心,直接面向中国的普罗大众。
这个诊所存活了前后三年,不是活不下去,而是来访者太多了,像个自由市场一样的。后来我的工作人员说没办法,因为来看心理医生,成年人是一个人,如果是孩子,就会一家人都来。那时候,我面临了一个问题,来访者太多,排队太久,我根本就来不及看那么多号。
我知道了对此刻的中国人民来说,心理学的宝贵和重要。但个人力量太渺小。
林老师训练我,医生不可以到外面去迎接来访者,可以从我的座位上站起来,面带微笑,等着他向我走来。这是第一个回合,有它的象征意义,他的主动求助,他必须要为这个举措负起责任来。当他一走进我的诊室的时候,我们的精神对决就开始了。我用了很长的时间,适应这个要求,练习不走过去迎接来访者。
我每一次迎接来访者的感觉是:我的门开了,来访者走进来的时候,带着一团的未知。接下来的时间里,我将陪伴他走过他人生非常困难,甚至是某种危险的过程。
和来访者谈的时候,为了不让他紧张、缓解压力,我们通常只能开动脑筋记,写很简短的几个字,主要靠事后的记忆笔录。一般50分钟聊好,来访者走了以后,我要做点记录,因为他还会来,所以我要赶快记录当天的诊治情况。中间休息10分钟,也就是上个厕所,做个记录喝一点水,马上下一位来访者来了。一天工作下来,最多看八个来访者。一周才能看多少人呢?40多人。
我的工作人员跟我说,有一对夫妇,从春天树还没长叶子就预约我的号,到了秋天树叶落了,还没有轮到。这对小夫妇感情破裂了,听人说毕淑敏心理门诊很好,想找我做婚姻心理咨询。这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,我就想,天天做心理医生,也不能加班加点,大脑累了,就会迟钝,反应不过来。
医生如果是这样的状况,对来访者是不负责任。这个工作没有办法生产线流水化,也没有办法能够批量处理问题。那我最后就想,我还是写有关心理学的书去吧,一本书怎么样也能印个一万册吧?就算有人买了不读,读完的至少会有几千人吧。这就等于我好几年的工作量了。
 
张英:来访者很多,问题很严重。
毕淑敏:心理上的疾病,以预防为主,提高我们心理健康的水平,让我们内心变得更稳定、更坚强,会有更多沟通的方式,包括会处理这些困境,不是一下子陷入抑郁、躁狂,或者将那种负能量放到整个社会去。
我相信绝大多数来访者,是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的,是可以找到妥贴的解决办法的。就像我们生理上有了病,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吃药、打针,把这个病治好。真正不治病的人,还是少数。
做了心理医生后,我明白世界如此多姿,如此多视角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逻辑,他的出发点带着他内心烙印的世界观。从另一方面来说,我很敬佩那些前来做心理咨询的人。他一定是遇到了生命中特别困难的时刻,愿意信任我,和他一道探讨怎么走出这个困境,而不是选择沉沦下去或者听天由命。来访者有一种自我改变的决心。
我很愿意投身到和来访者一道走过对他来说特别艰难的心理路程。要知道,陪伴是有力量的,这个力量有时会很大。当一个人不再觉得孤独和恐惧时,自己便会找到方向和出口。
三年门诊,我也帮到了很多人。
 
张英:我听一个心理医生说,毕淑敏后来不开诊所了,原因是你的价格比较高,一批有钱的人把你的号都占住了。
毕淑敏:我那个诊所是几个人出资合办的,他们给我定的挂牌门诊价特别高。我当时说这不合适,不能这么高。但我们那个班的同学都是我的医生,说请从工作大局着想,还有别的医生呢,如果单你一人定价不高,比如你五十块钱他们一百块钱,他们工作量就不饱和。实际上我们都是林老师的学生,大家门诊的处理方法差不多,没有什么区别。我的同学们,现在都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人士了。
就像我前面说的那对小夫妻,他们愿意高价挂我的号。但是,人多得高价也挡不住。破釜沉舟的时候,人们其实不在乎一百和五十的区别。
我觉得,还是写书产生的效果更好。三十块钱卖掉一本书,差不多一个盒饭的钱。如果有心人去读了,内心受触碰,其实基本问题是可以解决了,用不着看门诊出几倍的价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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